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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策略还是程序滥用？——国际法院对《灭种罪公约》第9条管辖权标准的新发展及程序问题
张琪悦;在“根据《灭种罪公约》提出的灭绝种族罪指控案”中,国际法院依据《灭种罪公约》第9条建立协定管辖权,是对该条款的渐进式解释与新发展。新发展体现在国际法院将宣告性判决与确认履约之诉明确纳入管辖范围,继承与发展了区分灭绝种族罪与其他国际不法行为的二分法,将不当援引《灭种罪公约》而导致的国际不法行为排除在管辖范围之外,明确国际法院有独立审判权,且不受制于第三国的介入意见。国际法院对本案建立协定管辖权引发诸多争议,主要表现为:管辖权建立的标准宽松,容易带来滥用程序的风险;即使国际法院对本案建立管辖权,也难以实现预期的法律与政治目的。为避免管辖权滥用,当事国应证明诉求与条约之间存在联系;国际法院应明确其建立管辖权的界限与可适用法,有限度地适用“外部规则”解决“外部问题”;国际法院与国际社会应尊重当事国对《灭种罪公约》第9条提出保留的权利,将国家同意原则与自主选择争端解决方式作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基础。
以标识性概念为方法:中华海洋文化的传播逻辑及实践路径
王伯承;王美君;中华海洋文化历史悠久、积淀厚重,但在全球化背景下,面临陆海思维定势、传播效果不佳等多重挑战,亟须探索新的传播路径。以标识性概念为方法,中华海洋文化可以解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区域性文化与总体性文化,进而形成区别于西方海洋文化的中华海洋文化叙事体系的本土建构。通过文化根基梳理、文化表达、文化认知与文化的价值内涵传达,明晰标识性概念融入中华海洋文化的传播逻辑。研究发现:构建系统化的中华海洋文化基因库,拓展多元主体交互网络的技术驱动与产业融合,重构中华海洋文化传播叙事,形塑标识性概念的日常化与全球化传播,方可全面展现中华海洋文化的独特魅力,并有效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古音研究前沿问题答客问
孙玉文;系统梳理上古音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认为由上古内证材料可证,上古音的开合、等第和中古音的存在严密的对应关系,并简要分析出土文献材料能印证既往古韵分部的原因。研究指出,上古韵文主要据雅音系统而非方音来押韵,方音痕迹仅属个别现象,必须综合运用各种反映上古音的内证材料交叉验证,避免孤立、片面之弊,方能推动上古音研究的深化。
迈向合作监管:科学数据跨境流动的失控困境与监管革新
武振国;周海侠;科学数据跨境流动是国际社会开放科学政策中的重要内容,但其在促进全球范围内科学传播的同时,也带来了敏感信息泄露的失控风险,进而威胁国家安全。特别是,科学数据可以进行加密或隐蔽传输,这使得监管部门难以解密和追踪其来源。此外,脱敏后的科学数据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被重构为敏感数据,爆发失控风险。面对上述问题,单纯依靠传统的体制内力量,在监管科技开发、监管信息收集和应急风险防控等方面存在资源不足的困境。更优的做法,还是通过合作监管模式在多方面动员力量,采用契约式思维建立监管科技的合作开发机制,借助嵌入式思维打造监管信息的合作共享机制,运用协同式思维完善监管力量的应急响应机制,从而实现监管革新。
跨境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适格问题
林强;跨境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适格问题宜认定为程序问题,法官应遵循程序问题法律适用的一般原理予以应对。在本案适格的通常情形中,法官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2条时,应将当事人是否与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作为先决问题,结合实体问题准据法予以认定;还应注意实体问题准据法如非法院地法,法官不得适用依法院地实体规则而拟定的具体当事人适格规则。在诉讼担当的特别情形中,法官应区分基于实体目的的诉讼担当规则与基于程序目的的诉讼担当规则。基于实体目的的诉讼担当规则对塑造私法秩序而言具有重大意义,法官可突破法院地法原则,适用实体问题准据法中的此类诉讼担当规则,以实现“正确适用法律”,达到维护特定私法秩序的目的。基于程序目的的诉讼担当规则通常是为了维护程序安定、实现诉讼经济与保护诉讼相对人的程序性权益等程序法上的目的而拟定,不论实体问题准据法为何,这些诉讼担当规则在跨境民事诉讼中均应直接适用。
同盟交易、国内政治与日本、菲律宾对华海洋权益争端政策的趋同性(2010—)
李大陆;日本与菲律宾尽管实力和国情具有重大差异,但2010年以来的对华政策却表现出重要的趋同特征。探究其对华政策的共性和一般规律,对于中国充分利用战略机遇,应对大国竞争至关重要。为此,需要基于联盟交易和国内政治两个要素构建理论框架,辨识两国对华政策的形成机制。在政治精英具有对抗偏好的情况下,如果联盟交易呈现模糊激励或对抗激励,此时无论国内政治权力的集中程度如何变化,日、菲两国执政者主要因应精英偏好实施对华制衡;如果联盟交易呈现合作激励,执政者选择何种对华政策,主要受到政权集中度的影响。在政权集中度高的情况下,决策者主要因应联盟交易选择对华缓和,但是在政权集中度低的情况下,决策者主要因应精英偏好选择对华制衡。由于上述规律的作用,2010年以来的日、菲对华政策经历了从制衡,到缓和,再到缓和的趋同性演化。揭示两国政策的变化规律及形成机制,有助于中国协调运用战略军事与经济手段,通过创造和利用缓和窗口更好地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自愿性审计需求:抑制还是促进
房巧玲;王子宸;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发展动能,这会对企业的自愿性审计需求产生何种影响?基于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自愿性审计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自愿性审计需求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自愿性审计需求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孕育数字技术的潜在风险”以及“加剧人与技术的不信任程度”两类作用机制促进自愿性审计需求;这一促进效应还与企业人力资源水平密切相关,在高管经验更为充足、员工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情况下,促进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微观经济后果和自愿性审计需求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也为政府合理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审计监管部门调整监管政策提供了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