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首发
玩中无间,译中有爱:赵元任儿童文学翻译的游戏精神
王凯;游戏精神是对儿童文学译者而言十分可贵的品质。具有游戏精神的译者能够充分体悟原作蕴含的游戏精神,成为作者和儿童读者亲密无间的游戏伙伴,在与他们游戏精神的共振中延续文本的游戏精神,从而实现翻译的成功。赵元任所译《阿丽思梦游奇境记》之所以成为流传百年的翻译文学经典,正是归功于他在翻译中抛却功利和教训、全情体验和分享愉悦、勇于创造和试验的游戏精神。他的游戏精神源自童真心性,又有其具有儿童本位特质的儿童观和效果优先的翻译观作支撑,从而得以在儿童文学翻译中充分发扬。它既呼应了作者和原文的游戏精神,又蕴含着对儿童读者的共情与关爱,同时也契合了相遇相知、开放对话的翻译精神,因而值得译界深入探究。
“语境固定”——戴维·赫尔曼对第二人称叙事中人称代词“你”的研究
宋杰;戴维·赫尔曼系统地探究过建构故事世界的叙事宏观和微观设计,将“语境固定”视为叙事宏观设计之一。赫尔曼认为语境固定就是故事阐释者在阐释故事时利用文本提示建构心理表征的过程,他想要说明的是故事如何在特定的阐释语境中将自己固定。具体到语境固定研究,赫尔曼考察了第二人称代词“你”在第二人称叙事中的指示功能与称谓机制,并根据“你”的语法形式与指示功能之间的关系,区分出五种具有不同话语功能的“你”,以体现“你”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作用。赫尔曼的语境固定研究是一个“文本-语境”界面研究的案例,标志着他在建构第二人称叙事诗学上做出的尝试和努力。
算法规制的路径转向:基于元规制理论的算法审计
杨永兴;算法技术加速演变,呼唤算法规制迭代升级。基于敏捷治理、场景规制、回应型规制等理论所衍生出的个体赋权、算法透明、“以技治技”等传统算法规制工具不仅引发了规制主体与规制受体之间的冲突,还难以因应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带来的规制挑战。而基于元规制理论所开展的算法审计作为一种反身性动力机制,可以有效弥补传统算法规制工具的功能缺陷,消弥算法规制范畴内利益攸关方的利益冲突,并有助于破解算法安全与算法发展的统筹治理困境。因此,元规制理论指导下的算法审计应成为我国算法规制发展的应然方向。在参考域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传统审计学领域的审计实践,未来我国算法审计的规范构造可考虑围绕算法审计的审计原则、审计主体、审计方法、审计内容、审计效力等几个方面具体展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的重塑路径研究——基于条块关系的视角
韩坤;我国早期实行以块为主环境管理体制,其组织结构特征为纵向层级节制、横向平行分权和条从属于块,职责结构特征为纵向大体同构、横向高度分散和条块一体化,内控机制特征为纵向发包、横向竞争和注意力不均衡分配。三方面表现出结构安排与机制安排的巨大张力,决定了传统体制有效性不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环境管理体制发生革命性重塑:一是组织结构方面的纵向垂直管理、横向统分关系清晰化、地方条块相对脱钩;二是职责结构方面的纵向异构、横向整合、同级条块分开;三是内控机制方面的加强纵向控制、弱化横向竞争、均衡注意力分配。其叠加效应在于推动形成以条为主的环境管理体制,增强了环境管理的纵向贯通性、横向统筹性和条块协作性。虽然当前改革在结构层面已非常深入,但在机制层面仍有较大空间。未来应转向以机制优化为重心的改革轨道,进一步强化条块之间的整体协调。
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研究的基本特征、热点主题与演化路径——基于Cite Space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韩立新;姜泽慧;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北大核心”和“CSSCI”来源期刊发表的、关于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研究的572篇学术论文为样本,运用Cite Space 6.3.R1软件绘制知识图谱并进行解读,得出以下结论: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研究的年度发文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在2011年渤海湾油田溢油事故发生后出现研究高峰;该领域研究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但形成了以中国海洋大学、大连海事大学等高校为代表的核心机构群;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包括海洋环境保护具体制度、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以及海洋环境污染行政执法和刑事规制;现阶段,研究聚焦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海洋环境保护的制度完善以及蓝碳的保护和发展。为进一步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和海洋强国建设,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研究还应当关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下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定位、绿色低碳航运发展的法治保障、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域外效力、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的研究动态,并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
同盟交易、国内政治与日本、菲律宾对华海洋权益争端政策的趋同性(2010—)
李大陆;日本与菲律宾尽管实力和国情具有重大差异,但2010年以来的对华政策却表现出重要的趋同特征。探究其对华政策的共性和一般规律,对于中国充分利用战略机遇,应对大国竞争至关重要。为此,需要基于联盟交易和国内政治两个要素构建理论框架,辨识两国对华政策的形成机制。在政治精英具有对抗偏好的情况下,如果联盟交易呈现模糊激励或对抗激励,此时无论国内政治权力的集中程度如何变化,日、菲两国执政者主要因应精英偏好实施对华制衡;如果联盟交易呈现合作激励,执政者选择何种对华政策,主要受到政权集中度的影响。在政权集中度高的情况下,决策者主要因应联盟交易选择对华缓和,但是在政权集中度低的情况下,决策者主要因应精英偏好选择对华制衡。由于上述规律的作用,2010年以来的日、菲对华政策经历了从制衡,到缓和,再到缓和的趋同性演化。揭示两国政策的变化规律及形成机制,有助于中国协调运用战略军事与经济手段,通过创造和利用缓和窗口更好地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自愿性审计需求:抑制还是促进
房巧玲;王子宸;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发展动能,这会对企业的自愿性审计需求产生何种影响?基于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自愿性审计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自愿性审计需求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自愿性审计需求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孕育数字技术的潜在风险”以及“加剧人与技术的不信任程度”两类作用机制促进自愿性审计需求;这一促进效应还与企业人力资源水平密切相关,在高管经验更为充足、员工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情况下,促进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微观经济后果和自愿性审计需求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也为政府合理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审计监管部门调整监管政策提供了参考和借鉴。